她称，局里曾要她制作两本拘留证台账，一本用来应对检查，一本则不入存根。

为了维系这种竞争力，发达国家往往求助于最后一根稻草：知识产权制度，试图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其技术领先优势，进而确保竞争优势。一个人的小小的坏账虽然影响不大，而随着多个产业竞争力下降，工厂关门，那么，坏账就会弥漫到全社会和全部的资本体系，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例如，发达国家生产的一些商品已经卖不过中国，而摆脱了发达国家政治控制的巴西、中东、非洲的矿产、石油价格逐渐走向自主：涨价了。否则，美元贬值，谁还借钱给你呢？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经历了2009年之前乃至2009年的流动性极度膨胀之后，中国也开始极力收缩政府开支，收缩信用经济的规模。据说，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人也不是今天花明天的钱的，当时，美国人是挣一个美元要存下14美分。但是，知识产权制度作为财产权制度，必须要靠主权国家来施行，同时，由于市场的全球化和生产的分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技术水平的进步，导致高成本地区产品虽然有高品质，但却往往没有高的性价比，竞争力的削弱是必然的。但是，对资本没有监管或者监管手段不力却是长期存在于信用经济体制的弱点和问题。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等大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近30年来，发达国家的竞争力相对削弱。国际金融危机事实上是投资者（也包括劳动者，劳动者变成某种程度的投资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对美元和美国经济投了不信任票，其爆发的导火索是房价无法再上涨。那个危机的货币环境是金本位体制，市场恐慌了谁也难有大作为。

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其进口需求经由金融而形成，金融危机当然冲击需求，但只要金融稳下来，它的进口需求还是会上来的。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即人情社会的传统使然。那不也是很注重物质吗？当然，当年学雷锋运动如火如荼，我们的确心甘情愿地做过不少好人好事。《中国青年》：您认为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了吗？周其仁：早就是后危机时代了。

改革前夜，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只134元人民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几百元。在台面之下，权力搅买卖的活动天天包围着那些看起来很像老板、其实还是官员的干部，腐败的发生就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转型中的系统性风险。

但要真正实现这些抽象的准则，还是离不开实践理性。渐进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中国前行的障碍是改革的动力问题《中国青年》：您最近的新书《中国做对了什么》以一个问句作为书名的，那我们就从这个问句开始，您认为在30年改革之路上，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取得被称为中国奇迹的经济增长成就呢？周其仁：从大处看，中国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但是当代的美国欧洲，哪个还实行金本位制？都是法定不可兑现的货币——市场中人怕了，政府只要有胆印了票子用直升飞机撒，别的麻烦会有，但像美国历史上那样的大萧条却不可能再现。我还认为，说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比1929-1933年危机还严重，恐怕有点言过其实

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离不开合法强制力即政府的服务。《中国青年》：作为充满理想的一代人怎么看可能更注重物质的新生代？周其仁：怕不好做这样鲜明的对照。过去的中国文化里，也还有官家不得与民争利的传统呀。当然，公权私权的界分不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所谓人情社会对权力腐败见怪不怪，倒是提高了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减轻了问题的紧迫性。

这样拖来拖去，渐进改革也可能留下很多半拉子改革工程，妨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苏联和中国的选择不同。

后危机时代，需要面对货币宽松财政负债等问题《中国青年》：2007年由美国蔓延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挑战，面临这场来势凶猛的全球性危机，不少经济学家都作出了悲观的预言，您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趋势还是一直持乐观态度的，您的信心来自哪里？周其仁：真的不是乐观，只是比较客观。老百姓收入那样低，但消费品还要凭票凭本供应，所谓短缺经济，好像怎么也拉不动生产。

在台面上，人们看到很多中国的政府机构很像公司、而不少党政领导人很像老板，同样在那里争利逐利，但他们又拥有惟有公家才拥有的合法强制力。渐进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中国前行的障碍是改革的动力问题《中国青年》：您最近的新书《中国做对了什么》以一个问句作为书名的，那我们就从这个问句开始，您认为在30年改革之路上，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取得被称为中国奇迹的经济增长成就呢？周其仁：从大处看，中国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中国青年》：30年前，您和同龄人的困惑可能在于人生的选择相对单一，当今青年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多了，反而更迷茫了。后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举国欢腾。也记得上中学时骑上了妈妈给买的新自行车，美得跟什么似的。他们的梦，颜色远比我们当年的多姿多彩。

那时的投资率倒也不低，但论投资规模，完全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要真正实现这些抽象的准则，还是离不开实践理性。

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浪漫做梦，踏实做事，走他们自己的路，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我就是真有建议也派不上用场的。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当下的权力腐败作为超级国家公司转型中的问题来看待。

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坏现象，公众议论纷纷、批评和抨击的，甚至激发群体事件的，差不多都围绕这个主题在展开。可是在实践上，放权改革是渐进的：部分过于集中的权力放到了公民个人和普通企业手里，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权力，只是放到了较低级别的、还是党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部门政府或地方政府手里，而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府，又重新集中起一些权力。

《中国青年》：您认为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了吗？周其仁：早就是后危机时代了。加到一起，也就是在2008年10月市场价格纷纷跳水之际，我说中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等于零。1968年我从上海去东北下乡的时候，大上海最高楼（国际饭店）只有24层。我对这些倾向持保留态度，我以为中国如果不直面自己成功的渐进改革中尚未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迄今为止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还是未定之数。

譬如受保障的财产权利、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限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程序正义、民主与法治等等，就不能说只有西方社会才需要，中国就不需要。目前国际国内都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试图在理论上把中国转型中的制度和组织模式化，似乎官商不分的现实正在构建出一个新文明，似乎超级国家公司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失败了，但变成碎块的小超级国家公司仅仅因为彼此之间展开着商业竞争就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都是计划经济，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一个超级国家公司来办，权力高度集中，信息不灵，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活力不足。毕竟改革前无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渐进就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

中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哪里走不通了就东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个解决方案，再来回做试验，直到解决问题。周其仁：那也许可以请他们从经济学的思维中吸取营养。

2008年10月的时候，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要保零也难。现在的问题，不是青年人有什么特别，而是转型社会遭遇的道德标准紊乱问题。火车在南京过长江还要摆渡。于是就有500天激进改革计划之类的故事发生。

小时候我想要一本黄胄的画册，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得到，可失望了。所以他们举棋不定、进退为难。

可是，今天的青年志愿者至少不比当年的差，汶川地震救灾中的那些故事，就是放到1965年也是响当当的。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哪一代青年都会遇到《中国青年》：很多人都知道，您年轻时下乡在完达山狩猎7年，当今的青年人可能没有那样的波折与传奇，但是也会面临着蜗居、蚁族之类的困境，对于媒体所谓失梦的一代，您有什么期望或建议吗？周其仁：理想与现实有距离，甚至有冲突，应该是哪一代人都会遇到的吧？不同的只是时代背景不一样，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具体内容也许有点不同。

就我接触到的同学，还有我访问过的很多机构像阿里巴巴公司的那些年轻人，我可不认为他们是所谓失梦的一代。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